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55]
对英雄与奸雄的褒贬态度在这段分析中可谓表露无余。所以我们实在可以说，在“现代性”理念这张表皮下，道德评判的激情仍然澎湃于梁启超的革命意识之内，即使给他戴上“历史本质主义”的大帽子，其尺寸也是颇不符合于启蒙理性的那一类规定，而会被归入道德自足的东方队列。梁启超的这种“形左实右”的治史策略影响之大是自不待言的，我们至今仍有许多史学家即是在西方进步史观的大帽子底下，开着道德批评的小差。
总结而论，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中始终存在着表皮（西方理性）与内核（道德评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产生的外在大背景显然源于中西方在近代的交锋结果。但就道德评判一端而言，梁启超采取的仍是儒学的“正统观”立场，即始终认定道德的警醒已自觉深藏于人性的内部结构之中，并在历史的起源与流程中不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对道德力量的尊崇与西方的理性精神根本就是貌合神离的。就影响的范围而言，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不仅在治统与道统的互动关系上深具影响，而且在“整体论”与“复原论”两个层面上也颇具垄断的能力。下面拟分两节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