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方面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挚友谢伟思，失去了一位能不带偏见地向白宫反映共产党地区情况的美国人。
在以“间谍罪”被逮捕的六个人中，谢伟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他的不幸，最令毛泽东感到愤怒和悲伤。
谢伟思是美国一位传教士的儿子，1941年他被任命为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从那时起，谢伟思就下了决心，集中精力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他们的关系。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干燥的黄土原野和延安的晴朗蔚蓝的天空。比起自然环境的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气氛的变化。震慑于日本攻势下的重庆的灰暗气氛，与延安的这种鲜明的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形成全面的对比。在延安，谢伟思强烈地感觉到，与重庆明显不同的是，中共领导人的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等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坚持它的一切特权。正如在华盛顿，看一个人桌上是否摆设有玻璃水瓶，地板上是否铺有地毯，或门牌上是否挂有名牌，你就可以断定他的官阶了。国民党对于等级和声望上享受特权是非常坚持的。如果你是大使馆的文秘，你可以跟政府外交部美国司的处长谈话，而不能和部长谈话。而延安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或朱德，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顺便到美国人住处访问，而且一聊就是几小时。谢伟思常常回忆：“如果你想办什么事，你到参谋长那里，他同意了，于是事情就会办到，而且办得很快。你不能想象何应钦会用叶剑英的办法来办事。这一对比是可笑的。何应钦：一身精心缝制的军服，腰身合体，熨得平直，完美无疵，浆得笔挺。一个自命不凡的矮子，夸夸其谈。叶剑英：纯朴，宽大的衣着，很直截了当，很豁达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