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社会流动的性质由社会结构本身所制约。在封建社会结构中，“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等级规范，刺激着整个社会的平民做出向绅士阶层流动的努力。在相对闭锁和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中，社会流动的形式被长期累积的封建文化的价值指向所约定，并最终由封建制度所给定。
《荀子·效儒》篇中所谓由贱而贵、由贫而富的“唯学”道路，同后世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箴言，就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流动形式的最高概括。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流动渠道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从表象上看的确是十分公正的，因为它在形式上一般是排除贫富、门第、血缘等先赋性因素的。事实上，历史上也并不乏贫寒之士荣登榜首而富贵天下的实例。在科举制度下，“生员由童生考取，读书子弟除极少数属于所谓倡、优、隶、卒等户外，都可应考，因此都有机会登上科举入仕的荣显之途”①。儒家文化尽管推崇和维系身份社会，但同时又侧重以个人成就因素决定身份。这一看似矛盾的学说，通过科举制度得以统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在文化或生活的矛盾运转中，这一制度性流动形式，既成就着个人和家族的前程和地位，也推动着封建帝国社会秩序的平衡和文明的运行。据何炳棣先生统计，有的州县在明代约有四分之三的生员，清代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员出身寒微，祖上甚至未曾有过生员。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出身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封建社会本来就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以赤裸裸的金钱货币来维系人的社会关系，尤其在以“仁义礼智信”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成过程中，更多地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