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的控诉的事实是如何的无从证实，而且荒诞不经。”
律师这样开了个头，然后突然宣布道：
“诸位陪审员，我在这里是新人。我获得一切印象都丝毫不带成见。性格暴躁、放浪不羁的被告并没有在事前冒犯过我，像他也许曾经冒犯过成百个住在本城的人那样——就为了这个原因有许多人预先对他怀有成见。当然，我也承认，此地社会激起了道德上义愤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被告生性确实暴躁而又放浪。但尽管如此，此地的社会却仍旧接待他，甚至在才干卓越的公诉人的家里，他也受到了优渥的招待。（他说出这句话来时，听众中发出了两三声笑声，虽然连忙收住，但是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检察官接待米卡并不是出于自愿，完全是因为检察官太太不知为什么把他当成一个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极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发幻想，性格执拗，喜欢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琐碎的事情上和她的丈夫作对。不过米卡并不常到他们家里去。）但话虽如此，”律师继续讲下去，“我敢斗胆地说，即使像我的对手那样具有独立头脑和正直性格的人，也会对我的不幸的委托人抱有一些错误的成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照这个不幸的人的所作所为，人家即使对他抱成见也是太罪有应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侮辱的审美感，有时是残酷地渴望报复的。当然，在检察官的才气横溢的演词里，对于被告的性格和行为有严格的分析，对于案件也抱着严格的、批判的态度，而且主要的是，在说明案件要点时表现出了难得的心理深度，一个人如果对于被告的态度多少具有故意的、恶毒的成见，那么他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东西是会比最恶意、最抱有成见的态度还要更加糟糕、更加有害的。比方说，如果我们醉心于某种所谓的艺术游戏，产生了诸如编写小说之类艺术创作的兴趣，尤其是在上帝赋予我们丰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时。我在彼得堡临动身到这里来之前，有人警告我——即使没有人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这里将遇到一位堪称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学家的对手，这位对手的这种特长，早已在我们年轻的法律界里博得了一种特别的声誉。可是诸位，心理学虽然是很深刻的东西，却到底像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棍棒（听众里发出了笑声）。啊，当然啦，你们是会原谅我做这种粗俗的比喻的；我不是十分巧言善辩的能手。但是，我可以从检察官的演说里，随便引用一段作为例子。被告深夜在园中跳墙潜逃，用铜杵把拉住他腿的仆人打倒。然后又立刻跳回园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钟，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检察官怎么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话是实在的，不相信他跳下来看格里戈里是出于怜悯。‘不，在这种时刻，还会有这样多情善感的心理吗。这是不自然的。他之所以跳下来，就是为了想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还活着，还是已被杀死了。他这种行动恰巧可以证明，他的确已经犯下了罪行，因为绝不会为了别的理由、别的动机或情感而再跳进花园里去的。’这就是心理学。但如果我们就把这同样的心理学拿来，应用到案件上去，只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结果也同样是言之成理的。凶手从墙上跳下来，是出于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证人是否还活着，而同时根据检察官自己的证明，凶手却竟把一个极大的物证遗留在被他杀死的父亲的书房里，也就是那个被撕破的信封，上面注明内有三千卢布。‘只要把这个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里面还有钱，那笔钱一定是被告劫走的。’这是检察官自己的话。现在瞧吧，一个人对于一桩事情毫无戒备，又慌张又害怕，匆忙地逃走，把物证遗留在地板上，而过了两分钟，打死了另一个人之后，却立刻产生了全无心肝、极有计算的戒备心。可是管它呢，心理学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势下，我像高加索的兀鹰一般，嗜血成性，目光如剑，而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却又麻木不仁、胆小如鼠。但既然我这样杀人不眨眼，既残忍又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