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33]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
[34]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
[36]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在外修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9页。
[37]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3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史德》，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兼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1]
一、刘知幾提出的问题
自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止，六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历史编纂来看，这个发展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史书种类的增多，一是断代史书的撰述风靡一时。这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13类史书中，看得很清楚。而在这几百年中，史学家的通史撰述则寥若晨星，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好像已经被大多数史学家遗忘了似的。隋朝陆从典，曾经执行一个宏大的撰述计划，即“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可惜他没有把书写完就被免职了[2]。其间值得提到的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北魏元晖召集史家崔鸿等所撰的《科录》270卷，凡“百家要事，以类相从”，“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3]。另一部书是南朝梁武帝命吴均等所著的《通史》600卷，上起“三皇”，下迄齐、梁[4]。这两部书，是司马迁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时，后者所能见到的规模较大的通史撰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