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评论，比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论要晚得多。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曾经涉及西方史学和印度史学，但都不是系统的评论。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在北京的一些大学讲授西方学者的历史思想，可以视为比较系统地评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观。[18]与此同时，何炳松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并加以评论，认为：
他这本书里面最重要主张，统括起来，就是下面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
何炳松指出：鲁滨逊在《新史学》中“所说的话，虽然统是属于西洋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