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柏拉图在第四卷里（第八卷和第九卷当然也应如此）努力证明，正义的亦即正当的行为会对行为人有益或有利，这一点必须承认，尽管这与他对如何驳斥智者派的理论的看法不一致。
设若这就是柏拉图在第四卷里想要证明的，那么他视为证据的一般性质就显而易见了。他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正当的行为在于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为国家服务，然后再考虑这些行为和其他行为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不仅要考虑到我们所处的环境，还要考虑到人类心灵的各种欲望，以及实现这些目标会产生的不同程度的满足感，那么就会很明显，做正当的事情，从长远看来，无论如何，我们会变得幸福。
现在，任何此类具体的证明，如柏拉图的，一般都会引发两种评论。一种是，既然我们大体知道这种证明必定会失败，也就无须仔细考虑它的成功。因为，只能证明，以能导致一种结果——在此例中是有益于社会——为特征的行为，总是会有另一种结果，在此例中是行为人的幸福因素，设若我们能够证明——柏拉图并未作此努力——一个神的存在，这个神会干预人类事物，能恰当地分配奖赏。第二种评论是，不管有没有神学论证的帮助，这一结论的确立将对我们极为有益；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真的，这会对我们更好，然而这还是不等于确立了与智者派相对应的结论，因为它根本无助于解决“什么是我们的具体义务，以及为什么它是我们的具体义务”的问题。第二种评论自然会引发在这一联系中看起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柏拉图把证明正当的行为会有利于行为人看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