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判断，即“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社会最终会形成强势利益集团和弱势利益集团”[70]。在土地流转中农民即属于弱势利益集团之代表，企业、村干部、政府等由于资源、信息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构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然而，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发现，国家其实是“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累积过程，每个阶级都企图单独控制隐含在私有制社会中的强制因素”[71]。基于经济发展对稳定社会环境的需求，国家的基础职能就在于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中的强势利益集团进行约束，同时给予社会中的弱势利益集团更多的扶助，以保证弱势利益集团不至于为强势利益集团所控制甚至消灭。这一内容具体体现在土地流转制度中则是对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国家要求，即在土地流转利益形成和分配的冲突与共谋中，通过制度控制强势利益集团、扶持农民这一弱势利益集团，平衡各利益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
此外，不得不考虑的是，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可能会永久性地失去土地财产权，失去利用土地就业的机会，也失去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机会。社会保障权丧失，在其他行业失去生存机会的时候会遭遇收益风险而难以回归；即使是土地换社保，我们知道社保水平较低而且目前只针对农村老人有相关的社会保障。儿童的成长、医疗、教育，也是需要保障的。这些问题也成为土地流转可能造成农民权益丧失所面临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