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行知的推动下，工学团实验不久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一新型的教育组织中，陶行知及其弟子和当地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奋斗。他们在做中教农民科学种田，发动农民修桥铺路抗旱救灾，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他们为工人开办夜校，举办文艺体育活动。1933年10月，为庆祝山海工学团成立一周年所办的展览会上，展品琳琅满目，前来祝贺的本地及外地来宾济济一堂。此后，有关工学团实验情况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和电影中，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一面旗帜。人们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前来参观，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常常应邀来此讲课或演出。
为了更好地开展实验，普及教育，陶行知于1934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周年之时提出了“小先生制”。在他看来，小先生制是推行生活教育的理想途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基本原理，都可以在小先生制中得到贯彻。一般的学校要和社会联系有不少困难，小先生制就如一根根活动的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又如一条条血管，将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充分发挥这一新型的文化细胞在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