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主义不是基础性的：它不是说，不同的人群发现他们全都服膺某一系列的终极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支持布拉格游行示威的人们中间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或译“基要派”），对他们来说，世俗的“真理”和“正义”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也能参与庆祝谎言政权的倒台。常常是，对一个群体来说最为深刻的东西（比如说个人救赎或关于上帝的知识）对于另一个群体极有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于是第一个群体只有去强行理解第二个群体的成员如何能够成为有道德的男女众生。我们常常会对他者中的美善感到惊异，就像古以色列的拉比惊异于“正直的异教徒”，耶稣会传教士惊异于没有上帝的中国人，或者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惊异于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与这些他者共享着某些价值，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价值，有时有必要为之而游行（或战斗）。但是，（道德）底线并不是（道德）充量的基础，仅仅是其中的一小片。底线主义的价值在于那些特殊的遭际，它有助于那些遭际，同时也是那些遭际的产物。但是那些遭际不足以——至少在现在——生出一种深层道德。底线主义在别处为（道德的）深度留下了余地；事实上，它假定道德的深度在别处。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队列，我们就不能与布拉格的人们一道共鸣地游行。那样，我们将会对于“真理”或“正义”没有任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