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之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使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式、多层次的绚丽景象,也使它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
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
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求实和经世的关系,反映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错综复杂的,但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和一致的关系。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18],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19]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写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北周史家柳虬也说:“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0]唐代史家吴兢,即《贞观政要》的作者,曾因当面拒绝当朝宰相张说希望将武后实录改写数字的请求,而被时人誉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1]。这种优良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史载,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伤死数十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22]。金朝对史官记事颇多限制,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经大臣们引经据典,金世宗也从《贞观政要》记事中得到启发,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23]。所有这些,表明了秉笔直书传统影响的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