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虚幻的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就连译委会的委员们也在返回他们所代表的宗教团体之后，纷纷沦为暴力的牺牲品，其中十八人不到两个月就被人以私刑处死，另有五十三人在一年内被迫公开改弦易辙。
而《奥兰治天主教圣经》则遭到公开的抨击，被指控为“狂妄自大”的作品。但是，据说这本书通篇贯穿着引人入胜的逻辑分析，因此仍有可取之处。随后，为了迎合某些信徒众多的顽固宗教势力，一些修订版开始出现。这些版本倾向于接受宗教象征体系(天主教的十字架、伊斯兰教的新月、印第安部落的羽毛沙锤、基督教的十二圣徒、印度佛教的瘦佛像，诸如此类)。很快，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古代的迷信和原始的信仰并没有被这一波新的宗教大同主义吸收。
哈罗威为译委会七年来的工作成果贴上了标签，称为“萌芽阶段的宿命论”。他的观点立刻吸引了数十亿热切的拥护者，他们故意将缩写的“萌宿论”理解为“蒙事儿论”，以此嘲弄译委会。
译委会主席陶伯克是禅逊尼人的乌理玛，也是十四个从未放弃宗教大同信念的委员(通俗历史中称他们为“十四贤哲”)之一，但他此时也终于承认译委会确实误入了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