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参见《左传·成公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2页。
[19] 参见《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宣公十五年”、《春秋穀梁传》卷十八“成公十二年”、《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五“定公四年”、《春秋穀梁传》卷十九“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 《春秋穀梁传》卷十五“襄公三十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32页。
[21] 《春秋公羊传》卷二十四“昭公二十三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7页。
[22] 《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
[23]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页。
[24] 《诗经》卷五《小雅·北山》，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
[25] 近人傅隶朴指出：“公羊释元年与春，都无甚异义，至谓王者‘谓文王也’，实属错误，古者天子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一新。但周之建国始于武王，夫子称文王之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西伯终，生前未尝称王，何能改正朔？公羊徒见周庙昭穆，自文武始，而以周正为文王之正，殊为无知。”（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傅著所作辨析，从历史事实上讲是完全正确的。武王伐纣之前，殷未灭，正朔未改，自无疑义。《公羊传》之误，当是定论。《公羊传》本为解经之书，重在阐说“《春秋》大义”，故时有与历史事实不合者。此处意在尊周，尊周就要讲文、武、周公，以致陷于“殊为无知”之境。本文引用这一段话，意在强调“大一统”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