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在汉武帝时代，儒家虽然在学术上被定为正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学派均已消亡。西汉皇朝虽然是在推翻秦朝后建立起来的，但在其推行的政治制度上，却大部分继承了秦代的制度。法家的思想仍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法家人物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活动，还活跃于政治舞台。如汉武帝时期，在中央有以治淮南王刘安之狱而起家的酷吏张汤和法家出身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他们都掌有实权。在地方，则有许许多多“好杀伐”的酷吏，著名的有杜周、宁成、周阳由、赵禹、王温舒等。黄老之学与儒家的斗争也始终存在。汉武帝晚年也有向黄老之学返归的趋向，昭宣时期所采取的许多统治策略措施也明显具有黄老之学的思想痕迹。汉宣帝曾对“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厉声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0]这是汉朝统治者有意识地综合运用各家各派思想的明确表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原本存在的秦、晋、齐、鲁、楚等区域文化在统治思想文化上，其差异性已不再重要了。
秦汉时期是我国区域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经过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大融合，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走向成熟。在政治上，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经济上，形成了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思想文化上，奠定了以董仲舒新儒家为主，辅以道教、佛教（佛教系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秦汉时期形成的这一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一直延续至中国近代，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把这一文化大格局比作一株树干，那么由此而派生的诸如政治体制、政治思想、宗法伦理、价值观念、文学艺术、饮食起居等，就是伸向各处的树枝，在这些纷繁的树枝上又结满了丰硕果实。在我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也有无数次与周边各族、海外诸国的文化交流，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文化营养，但是，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却始终未变，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核心没有变。而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这一大格局之所以能延续那么久，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积累与融合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