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批判意识的发展，预示着传统的历史观念的危机的到来。
二、近代进化论和历史变革思想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进化论逐步传入中国，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并使其同中国古代变易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变革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在历史观念上出现的新的变革，使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中国古代史家论“势”和“理”，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他们论历史阶段、国家起源、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也反映出了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具体运用上，就多数史家来说，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进程本身的影响，故这种古代史学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不可能发展到如同产生于欧洲的那样的进化论。
十九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断的介绍。中国思想家中，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进化论影响的人物，而严复则是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进化论方面最有贡献的人物。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作为他主张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一方面强调“验之万国国”，一方面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就是推进化之礼而为之。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这就是康有为把中国“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进化思想。同时，康有为又在这种进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变通”思想，从而把它同维新变法结合起来，提出历史必变的观点。他说：“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227]变，是时势之必然，是国家命运所必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28]。在康有为这里，西方进化论被赋予了中国的形式，而中国变法维新则不仅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找到历史根据，尤其是从西方进化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