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认为，史家在“心术”方面的修养有两个标准，即“气平”、“情正”。他分析道：“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而“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乎平”，“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因此，史家应当尽量避免“因事生感”以至于“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或“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不至于“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这是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史家撰写历史，要尽量排除客观环境对主观意识的影响，以保持“气平”、“情正”。他的结论是：“心术不可不慎也。”[102]
刘知幾曾说过：“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103]他在《史通》的《直书》、《曲笔》等篇的一些阐述，实则都包含有“史德”的思想。钱大昕等考史学者强调“实事求是”，也包含了史家在“心术”上的要求。章学诚的贡献，是把“史德”、“心术”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并对它们做了思辨性的分析，使之具有理论的形式。
三、论“史意”与“别识心裁”
章学诚论“史意”与“别识心裁”，是《文史通义》对《史通》之继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