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给晚明反复古的文学革新以深远影响的却是李贽。他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童心说》一文，其核心是崇尚“自然之性”，这不仅构成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以个人心灵自由为主旨的浪漫主义文艺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反对贵古轻今，反对摹拟剽窃，认为文学作品并非愈古愈好，好的作品是在变化和发展中出现的。他把小说和戏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厢记》和《水浒传》同列入“古今至文”，这就打破了正统文人对文学的偏见，为“唐宋派”所莫及。他还强调文学要真实，反对虚假，认为作家首先应该是个具有“真心”的“真人”，这个“真心”就是“童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因此，他认为文学只有真假问题，不得以时势先后论优劣。他强调“自然”与“发愤”，极力推崇自然美，反对人工的造作，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激情的自然表现，所以他主张为让真实的激情自然流露，而不要在雕琢字句上花工夫。从他对《拜月记》、《西厢记》和《琵琶记》的评价中，对“化工”和“画工”的艺术境界作了很有见地的比较，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自然之美的赞赏。他认为“造化无工”出于自然，画工虽巧，但“化工”胜于“画工”。这些观点为公安派所继承和发展。当然，李贽作为思想家，并不以文学著名，但他的文章却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见解大胆新颖，文笔辛辣而饶有风趣，文章短小精悍。如他晚年在湖北麻城写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即是一篇绝妙的文章。虽不到三百字，但文章写得既简练质朴，又淋漓酣畅，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