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论争的主要报刊《民报》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始终坚持过了时的君主立宪旧调，竭力反对革命派选择的民主共和道路。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极力赞美君主立宪，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为永绝乱萌之政体也”。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中，也以史论的形式盛赞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称赞他们“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法律明备，政治修饬，彬彬矞矞，光明妙严”。而对民主革命和共和制度则大加丑化。他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说成是“妄行杀戮，惨无天日”的“恐怖之世”，把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称为“酷毒民贼”、“屠伯悍贼”。在他看来，民主制、民权论简直就是罪恶之源，“故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皆毒溺中国之药也，其万不可从，不待言也”[33]。
改良派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能否在中国实行持否定意见。康有为认为：“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人有权选举”固然很好，但是在中国则行不通。因为处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中国，只能经过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主共和制的时代，断言君主立宪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既不能阻止，也不能超越，只能循序渐进，“断难踖等”。他还借口实现民主共和必须经过革命的途径，大肆渲染革命的危害，说“夫经革命之后，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益速耳”，建立民主共和不过是“妄引法国夙昔野蛮之俗”，“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34]。与其冒革命流血之险，不如“合举国之力”推倒慈禧太后，使光绪帝复辟，推行君主立宪更为稳妥可靠。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而且连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也不存在，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共和制不能在中国实行的原因是中国人尚不具备享受共和制的“资格”。这种“资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程度未及格”，指中国人思想文化水准低下，参政、议政、行政能力尚很“幼稚”，不能履行共和制所要求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施政机关未整备”，指中国没有实行共和制所必需的各种制度、规章、组织等社会条件。认为如果人民不具备这些参政资格，而“强欲效颦”，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增扰乱”。因此，他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35]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提出“开明专制”，是他退步落伍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