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佩金和戴戡虽有矛盾，但在联合对川方面仍有一致性，唯当“刘存厚攻罗佩金于前，戡漠然谓不与己事。及身被围，佩金亦去省远，不肯奔助，故俱致败。”此时，滇督唐继尧下令以“靖国”名义，派军入川，准备借机实现其“大云南主义”梦想，所谓“对川及早出师，万不可缓，俾势力达到长江，始有逐鹿希望”。故“刘戴之战”结束后，刘存厚的部队又在成都附近的青神、眉山、乐山等地与滇军交战，川军取胜。其后，川军第1、2、3师联合与滇军于8-9月间在简阳、资阳、内江、隆昌等地激战，滇军再败。1917年11月，唐继尧以“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派军再战四川。此次滇黔联军首先奔袭重庆，并于12月4日攻入重庆，迫走北京政府委派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川督周道刚。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川督，张澜为川省长，意图借重四川地方势力抵御唐继尧的扩张。而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于21日通电加入唐继尧方面，唐遂改称“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刘存厚无力抵御联军的优势兵力，于1918年2月19日率部退出成都，远遁陕南。其后，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川省的主要位置基本控制在唐的部属手中。唐继尧“独行己见，又未就（军政府）元帅之职，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挟征服之感，足生反应之患”。不过此时唐继尧自居为西南领袖，他以云南为基地，控制着川、黔，又是广州军政府元帅，为各方所看重，自我感觉甚好，也是他本人和滇系军阀发展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