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端临看来，司马迁《史记》在内容上包含了“理（治）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典》和《资治通鉴》正是分别继承、发展了《史记》的这两个方面的撰述内容，并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马端临的评论，提出了历史编纂上的三个理论问题。
第一，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的一致性。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并非司马光“之智有所不逮”，而是因为“简编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这就是说，一定的史书体裁所撰述的历史内容，本有其一定的规定性。
第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繁简有异，这必然影响到历史撰述内容的详略。他称赞《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同时又指出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这是因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他举田赋、土贡等实际的社会生活为例，说明后出之书，定当详于前出之书，实际上是揭示了史书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由略而详的规律。
第三，治乱兴衰，多由具体原因所致，它们之间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代代沿袭，它们之间是“相因”的。在这个问题上，马端临所言与郑樵略有不同，从本质上看，治乱兴衰还是有共同之处可以探讨的；而典章制度在相因之中也必有相革之处。“相因”“不相因”不应做绝对的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