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比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葛里巴扎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葛里巴扎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克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前面也是如此。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全集一三○的四重奏底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希尔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