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上台次日，张学良即不战而弃锦州，这让孙科、陈友仁等十分恼怒。在此之前，因日本政友会总裁、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且力主中日亲善的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预定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南京与其密使萱野长知展开谈判，双方内定任命居正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居正到任后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时改组东北各省行政组织，并按照日方要求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所有悬案。不料，这一秘密协议不仅未能取得日本军界、政界的认可，相反还为张学良所侦知，促成张学良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就开始将守锦部队悄悄撤至关内，从而加速了锦州的沦陷。为展示新政府抗日的决心，孙科和外交部长陈友仁不得不明确提出用对日断交来打破中日僵局的主张。而正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意外地又发生了“日僧事件”。新政府对“日僧事件”的处置，最终引发了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极大地刺激了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上海日侨因万宝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直接感受到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强烈冲击。上海这时已经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和制造业中心，日本各大商业垄断企业大多在上海设有经营机构，仅日资的纺织厂在上海就有30家。其在上海港就占有10个码头，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正因为如此，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的29%来自日本商品，到1931年底降到只有3%。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日本航运业以及上百家日本人经营的工厂都受到沉重打击，“日清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停航。到12月底，日资工厂90%被迫关闭。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海日侨的极度恐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因此奉令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威胁说，中国政府如果继续默许排日运动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间将有最不幸之重大事件发生。受到“九一八”事变的鼓舞和日本政府强硬态度的激励，日本侨民于10月和11月间接连在上海举行日侨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措辞强硬地扬言要惩罚中国。用重光葵的说法：“上海的日本人看到日军在满洲采取强硬态度，消除了满洲的排日运动，也维护了日本的利益，他们认为采用同样的手段在上海也会成功。”于是，日本在上海驻军中的一些青年军官和上海日侨中的强硬分子相互结合起来，开始四处寻衅闹事。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助手的蓄意煽动下，1932年1月18日，日本日莲宗极右翼代表人物、上海日莲宗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等5人，故意向抗日情绪激昂的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工人义勇军挑衅。结果导致双方互殴，日僧3人被殴伤，1人伤重不治身亡。此即所谓“日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