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一条线索，何先生在40年代发表了《魏晋南朝的兵制》和《魏晋的中军》，80年代又写了《孙吴的兵制》（《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这三篇论文，基本上厘清了三国、两晋、南朝兵制衍变的脉络，并着重论述了以府兵制同上述汉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皇朝之兵制的联系。关于前一条线索，作者是循着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做深入的探索，并丰富了和发展了陈先生的论点。80年代初，何先生发表了《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十六国时期的兵制》（收在《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一篇文章着重讨论了北魏的兵制，并揭示了府兵制同拓跋族部落兵的渊源关系。后一篇文章着重讨论了“汉和前赵的兵制”、“后赵的兵制”、“前燕的兵制”、“苻秦的兵制”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政权的兵制。作者在此文的引言中指出：“历史总是有联带关系的。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受前代兵制如两汉魏晋有何影响？对后代兵制如北魏的兵制有无影响？这些问题总要说个清楚，聊以补兵制史上这一缺口。”这篇论文的主旨即在于此。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证明自东晋、十六国以后，两汉、魏、晋的兵制按着南北两个途径发展、衍变，其间南北不免存在异同，而至隋唐则归于混一。这样，何先生关于兵制的研究，不仅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时期）兵制史研究上这一空白，而且对于全面揭示府兵制的生成提出了有价值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