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考察他们的事业：从事业的完美与缺陷上面可以同时看出民族性的力量和局限。他们缺少在德国那么自然而然产生的第一流的哲学，在英国那么兴盛的第一流的诗歌。他们不能忘了感觉世界与实际利益而耽溺于纯粹的思考，跟着逻辑作大胆的推断，把细致的分析推到越来越精细的境界，钻到抽象深奥的理论中去。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什么剧烈的情感受到压制，所以文字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吻；他们也不知道缥缈的幻想，美妙的或崇高的梦境，所以不会在猥琐的人事之外窥见什么新天地。他们没有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尔和犹太祭司的门徒，孤零零的隐士，属于另外一种禀赋另外一个种族。他们没有写出一部传诵全欧的书，象同是小国出身的彭斯与卡摩思斯。作家中只有埃拉斯玛斯〔一四六七――一五三六〕的著作曾经风行一时，但他是一个细腻的文人，用的文字是拉丁文，他的教育，趣味，风格，思想，都属于意大利的古典学者和博学家的血统。古代的荷兰诗人，如约各·卡兹一流，全是一本正经，通情达理，带点罗唆的道学家，歌颂日常的快乐和家庭生活。十三与十四世纪的法兰德斯诗人，一开口就向听众声明讲的不是骑士的传奇，而是真情实事：他们用韵文写些实用的格言或当代的故事。修辞学会尽管提倡诗歌，还拿来表演，可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写出一部伟大美丽的作品。他们出过一个编年史家夏德兰，一个讽刺作家玛尼克斯·特·圣德·阿特公特；但是笨重的叙述不免夸张，辞藻不是堆砌，使是粗鲁，火暴，气息近于他们民族画派的厚重的颜色和有力而沉重的笔触，可是远远不及。他们的现代文学几乎等于零。唯一的小说家公西安斯［一八一二――八三〕虽则观察力还高明，但我们觉得很笨重很俗气。到他们国内去看看他们的报纸，至少不是在巴黎编辑的那一些，你觉得仿佛到了我们的内地，甚至还要低一级。报上的笔战粗俗不堪，用的是陈腐的修辞，粗暴的戏谑，思想的锋芒都给磨钝了；他们的全部本领只是粗野的快活一阵，或是粗野的发一顿脾气，连浸画也乡气十足。倘在近代思想的大厦中看看他们有何贡献，那未他们孜孜不倦，有条有理，象安分老实的工人一般，的确尽过力量。他们可以举出一派成就卓越的语言学者，象葛罗丢斯那样的法学家，象雷文胡克，斯瓦表达姆，蒲尔哈未等一般博物学家和医生，象海根斯那样的物理学家，象奥提利阿斯和麦卡托那样的宇宙学家；总之是一批实用的专门人材;但绝对没有那种创造的天才，能对宇宙有一些独特而伟大的见解，或者把他们的观念融化在美丽的形式之内，成为一股影响世界的力量。沉思默想的玛丽亚在耶稣脚下所扮的角色，他们让邻居的民族去担任，他们自己选择了玛德的任务。十七世纪时，他们把从法国逃亡来的新教徒学者聘为大学教授。让全欧洲被迫害的自由思想有个存身之地，印刷一切关于科学和政争的书籍;后来又印行我们十八世纪的全部哲学著作，他们的书店发售一切近代的文学作品，替各国的作家当代理人，甚至于假造作品。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所得益；因为他们通晓各国文字，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学问是一种财产，一种积蓄，和别的财产一样。但他们只做到这一步为止，他们过去的和现代的作品都显不出他们有什么需要和才力，会到感觉世界以外去探求抽象世界，到现实的天地以外去探求幻想的天地。